越南: 遏制蘇聯懲越南:鄧小平連橫了哪些國家

2012-09-19 | 來源: 新浪讀書 | 轉到微信 | 有1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1977年鄧小平第二次平反復職後，扭轉了毛澤東的國內政策，但基本上沿襲了毛澤東的外交政策。這是因為他們二人都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對中國國家利益也看法一致。另一個原因是毛澤東幹革命在國內可以解放手腳，在外交方面限制就多多了。

　　然而，毛澤東和鄧小平有一個重大的區別。毛澤東對美國對蘇政策的戰略意圖心存懷疑；鄧小平則以中美戰略利益一致為出發點，集中注意確保實施過程中不發生抵觸。毛澤東視蘇聯為抽象的戰略威脅，為禍全球，並不專門針對中國；鄧小平卻認識到中國面臨的特殊危險，尤其是北方潛在威脅未去，南方邊境的威脅又迫在眉睫，二者形成合擊之勢，因此鄧小平與美國的對話更側重於具體操作。毛澤東如同恨鐵不成鋼的老師，鄧小平則像要求嚴苛的伙伴。

　　危險當前，鄧小平不再像毛澤東晚年那樣對中美關系持搖擺不定的態度。中國不再向往為世界革命奮斗。鄧小平官復原職後每次談話中都主張建立一個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全球計劃，用以對抗蘇聯對歐洲咄咄逼人的政策。

　　盡管中美協商日益緊密，但是美國仍承認台灣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台北為中國的首都，這一反常現象仍然存在。中國南北邊境上的敵人可能會把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誤解為契機而蠢蠢欲動。

　　吉米•卡特就職後，關系正常化成為中美議程上的第一要務。1977年8月，新任國務卿賽勒斯？萬斯初訪北京，然而此次訪問卻並不成功。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從華盛頓啟程時覺得，在巴拿馬問題(指批准巴拿馬運河條約，移交運河的管理)處理完畢之前，觸及和中國關系正常化這個具有爭議性的政治問題不太明智，除非中國人全面接受我們的建議——但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出於政治的原因，我准備向中國人提出關於台灣問題的最極端立場……我並不指望中國人接受我們的建議，但我覺得還是應該提出來，盡管最後可能得放棄這個建議。

　　美國關於台灣的建議中，涉及一系列有關美國在台灣保留有限的外交存在的想法。這些主意福特政府任內也曾經提出，但遭到了拒絕。現在萬斯再次提出，鄧小平再次拒絕，說這是後退。一年後，卡特總統決定給予對華關系高度優先的重視時，美國內部的有關辯論就此結束。蘇聯在非洲和中東步步緊逼，使卡特這位新任總統相信他應該迅速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尋求與中國事實上的戰略聯盟。1978年5月17日，卡特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前往北京，給他的指示是：

　　你要強調我認為蘇聯和美國雖然也有合作的方面，但實質上是競爭的關系……

　　簡而言之，我擔心蘇聯軍力日益增強但政治上短視，再加上大國野心的驅使，它可能會通過利用(特別是第三世界)當地的動亂和恫嚇我們的友邦來尋求政治優勢，最終甚至獲得霸權地位。

　　布熱津斯基還得到授權，重申尼克松1972年對周恩來闡述的五項原則。一直強力主張與中國戰略合作的布熱津斯基積極穩妥地執行了指示，他抱著實現與中國關系正常化的目的於1978年5月訪問北京，中方對他的建議表示願意接受。鄧小平迫切希望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好與美國結成更加牢固的聯盟，通過他所說的“實實在在、腳踏實地的工作”在世界各地抵制蘇聯的進逼。

　　中國領導人深知他們身陷戰略險境，但他們分析時不談本國的關注，而是從更為廣闊的視角縱觀全球形勢。“天下大亂”、“連橫戰略”、“三個世界”——這些都是國際關系的廣泛理論，不涉及具體國家的觀念。

　　外交部長黃華對國際形勢的分析顯示出驚人的自信。中國的處境盡管極為困難，但黃華絲毫不顯得有求於人，而是像授業儒師一樣，諄諄教誨來賓如何推行全面的外交政策。他先從大處著眼，論述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矛盾”、與蘇聯談判的徒勞，以及世界大戰之不可避免：

　　蘇聯是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閣下提到蘇聯面臨很多困難，確實是這樣。謀求世界霸權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固定戰略目標。雖然它可能遇到很多挫折，但它決不會放棄它的野心。

　　黃華提到的問題也困擾著美國的戰略研究人員——特別是在傳統戰略思維中加入核武器因素的時候。如果以核武器作為威懾，這種威脅就不會被真正付諸實施：“至於說蘇聯害怕西方的核攻擊，所以不敢使用常規武器，那只是一相情願。據此制定戰略不僅危險，而且也靠不住。”

　　在中東這個“歐洲的側翼”和“未來戰爭中的能源來源”，美國沒能阻止蘇聯的前進。它和蘇聯發表了關於中東的聯合聲明(請區域國家共同商討全面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可能)，“因此為蘇聯進一步對中東滲透敞開了大門”。美國使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他的“大膽行動”“造成了對蘇聯不利的形勢”)陷入險境，讓蘇聯“趁機在阿拉伯國家間造成嚴重分裂”。

　　黃華總結當前局勢時用了一句中國諺語。他說，對莫斯科采取“安撫”政策會使它“如虎添翼”，但是聯合一致對它施加壓力必將奏效，因為蘇聯“外強中幹，欺軟怕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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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了印度支那問題的大背景，黃華談到“地區霸權的問題”。當然，美國早在10年前就已慮及此點。越南企圖統治柬埔寨和老撾，建立印度支那聯邦——“背後有蘇聯撐腰”。河內已經控制了老撾，在那裡駐軍，“在老撾各級政府部門都派有顧問”。但是柬埔寨反對越南的地區霸權野心，對它進行了抵抗。越南和柬埔寨之間的緊張“不只是邊境上零星的交火”，而是一場“可能會持續很久的”重大沖突。除非河內放棄稱霸印度支那的目標，否則“問題短時間內解決不了”。

　　當天晚些時候，鄧小平對黃華的意思作了進一步解釋。他警告布熱津斯基說，讓步和依從從未換來過蘇聯的收斂。15年的軍備控制協議使蘇聯取得了和美國的戰略均勢，和蘇聯進行貿易等於是“美國在幫助蘇聯克服它的弱點”。鄧小平嘲笑美國對蘇聯在第三世界開拓勢力范圍的回應，並責備美國試圖“取悅”蘇聯：

　　你們的發言人總是為蘇聯的行動辯護。有時他們說沒有跡象證明蘇聯和古巴插手扎伊爾和安哥拉。你們這麼說沒有用。說實話，你們每次要和蘇聯締結協議，都是美方讓步來取悅蘇聯。

　　做得實在漂亮。這個國家身為蘇聯的首要目標，卻把它所建議的聯合行動說成是理性的義務，而不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易，更不是對美國的求助。中國處境危險——有它自己的分析為證——但它表現得像是教授戰略的老師，而不像美國的歐洲盟友那樣，經常是被動地聽從美國的指示。

　　美國辯論中經常涉及的問題——國際法、多邊解決、民眾的同意——在中國的戰略分析中常告闕如，除非是作為達到既定目標的工具。而這個目標，鄧小平告訴布熱津斯基，就是“對付‘北極熊’，沒有別的”。

　　但是，對美國人來說，美國社會根本價值觀中所謂的現實主義是有限度的。讓殺人不眨眼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權就超過了這樣一個限度。沒有哪個美國總統能把紅色高棉簡單地看做圍棋戰略中的又一顆棋子。它把金邊的居民趕進叢林，大規模屠殺某類的平民，這些種族滅絕的行為美國不能視若無睹(雖然我們下面會看到有時也為了需要而犧牲原則)。

　　第二天，時任總理的華國鋒在會見中講得更明確：

　　我們對許多朋友說過戰爭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那我們該怎麼辦呢？首先要作好准備……如果准備充分，一旦戰爭爆發，就不會處於不利地位。第二，必須打亂蘇聯侵略的戰略部署。因為蘇聯要奪取世界霸權，就得先在世界各地建立空軍和海軍基地好進行戰略部署。我們必須努力打亂它的全球部署計劃。”

　　大西洋聯盟還沒有哪一個成員提出過如此全面的聯合行動——實質上是先發制人行動，也沒有哪個成員表示過准備根據自己的判斷單獨行動。

　　在實際操作層面上，中國領導人建議的合作在許多方面都比大西洋聯盟更為緊密，也更冒險。他們要執行的是前面章節講過的進攻性威懾戰略，其特點是並沒有成立正式組織或規定長期義務。意見一致即可共同行動，但如果意見出現分歧，大家便各行其是——中國即使在危急時刻也不肯放棄獨立自主。盡管中國對美國的一些具體政策提出尖銳批評，但仍然堅持和美國聯合行動，這表明中國認為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勢在必行。

　　中美關系正常化成了邁向共同全球政策的第一步。從1971年7月的秘密訪華開始，中國關於關系正常化的條件一貫而又明確：所有美國軍隊撤出台灣，取消和台灣的共同防御條約，只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系。這些都包括在《上海公報》所載的中國立場中。理查德？尼克松和傑拉爾德？福特兩位總統都同意了這些條件。尼克松表示要在他第二任期內予以落實。尼克松和福特都強調美國注重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包括要繼續向台灣提供一定的安全援助，但水門事件的發生及其影響使得他們沒能履行承諾。

　　卡特總統上任不久即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2月對周恩來作出的關於台灣的一切保證，他不受黨派影響堅持這一外交政策，實在非比尋常。1978年他提出了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具體方法，以使雙方都能維護各自的既定原則：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接受的原則；美國發表聲明強調致力於和平改變；中國默許一定的美國對台軍售。卡特在和中國大使柴澤民的談話中親自提出了這些辦法，他威脅說如果美國不對台灣出售武器，台灣將被迫自行發展核武器——好像美國無法影響台灣的計劃或行動似的。

　　最後，卡特邀請鄧小平訪問美國，這就為關系正常化設定了最後時限。鄧小平沒有反駁美國關於期望台灣問題最終和平解決的聲明——盡管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拒絕就此作出任何保證。鄧小平對布熱津斯基強調說，中國的立場不變，“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外國無權幹涉”。

　　關系正常化意味著美國大使館將從台北遷至北京，北京的外交官將取代台北在華盛頓的代表。作為回應，美國國會於1979年4月通過了《與台灣關系法》，把美國對未來的擔心化為對美國有約束力的法律。當然，它約束不了中國。

　　在美國和中國各自的需要之間達成的這種平衡說明了為什麼有時模棱兩可對於外交來說不可或缺。正常化靠一系列的模棱兩可維持了40年，但不可能永遠如此。推動兩國關系繼續前進需要雙方的遠見卓識。

　　鄧小平對美國作了規勸之後，開始進入實際操作階段。他不肯坐等美國的決定，而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特別是東南亞——努力構建他所倡導的政治框架。